在我國，只要談論刑事政策而又與學術問題沾邊，就不能回避刑事政策的概念問題，否則，有些問題就無法說清楚。
在我國學術界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論探討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在我國，事實上已經存在兩個不同的“刑事政策”概念：一個是原產地的刑事政策概念，一個是中國式的刑事政策概念。我始終認為，如果用中文表示原產地的“刑事政策”概念，“犯罪對策”要比“刑事政策”更接近原義，在中文的語境下，“刑事政策”很容易被曲解�！靶淌抡摺边@個詞語實際上應當是日語，我國是不加翻譯而直接拿過來用的。而一旦把這個詞語當做漢語使用時，如果再不加分析地對其進行漢語的語意分析，于是，偏離原產地“刑事政策”概念原義的情況就會必然發生。按照漢語的語意分析，“刑事”就是犯罪，“政策”是指管理公共事務的指導方針和行動方案之類。因此，刑事政策的基本含義就是指有關犯罪的政策，而犯罪是刑法規定的東西，所以，刑事政策就是有關運用刑法打擊犯罪的政策，認為刑事政策的核心就是運用刑法懲罰犯罪的政策。
而事實上，這樣的認識有悖于刑事政策的原義�！笆挛锏钠鹪醇词挛锏男再|的起源”(夏甄陶：《人是什么》，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1頁)�？疾焓挛锔拍罹褪墙沂臼挛锏谋举|，因此，定義概念的最好，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考察事物的起源，揭示事物本質，而不是學者的學術概括，更不是學者學術研究的方便和需要等之類的東西。揭示事物的本質是明確事實，定義概念是追求科學，而不是學者價值需要的選擇。對學者關于刑事政策的最狹義、狹義、廣義的定義的評價，不是有利于什么的選擇，而是它是否揭示了事物的本質，是否指當初產生時的那個“刑事政策”，而不是其他的“刑事政策”的詞語或事物。原產地“刑事政策”產生于刑法懲罰對犯罪現象防治無效的歷史背景下，就是說，原產地“刑事政策”是在否定現有刑法懲罰政策而另外尋找犯罪對策的基礎上產生的，它的核心內容是指與刑事懲罰政策相對的社會預防政策。在一定的范圍內，它在本質上對作為單一的犯罪對策的刑法懲罰對策持批判態度。當然，從邏輯上看，作為社會整體的犯罪對策，它不能不包括刑事懲罰對策。所以，原產地“刑事政策”的基本含義是指治理(而不是懲罰)犯罪的對策，包括刑事懲罰和社會預防兩個方面的內容，其核心是社會預防對策，而不是懲罰對策。沒有社會預防
內容的刑事政策，在本質上說就不是原產地的“刑事政策”。
不言而喻，我國學術界主流觀點是選擇最狹義刑事政策概念，把刑事政策的核心理解為刑法懲罰政策。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指出原產地刑事政策的原義，是特別必要的。
當然，我們也需要看到，在中國法學理論的語境下，對刑事政策進行中國式的學術研究，已經取得了令人贊嘆的豐碩成果。誰都無法否定，現在，距離形成一門專屬于我國的“中國刑事政策學”的日子已經為時不遠了。毫無疑問，如果在概念清晰的情況下，研究和討論刑事政策，這是對學術的一種貢獻；相反，如果在概念不清楚的情況下研究和討論它，則另當別論。
毫無疑問，中國式的刑事政策概念不是中國學者憑空臆造出來的，而是來源于中國的社會實踐。中國確實有不同于西方的刑事政策概念，不僅如此，而且，中國“刑事政策”概念的社會地位，可以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指導思想，高于司法和執法，甚至可以高于立法，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初制定的中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條文中，都有關于法律制定的指導思想的規定，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在我國，政策對法律起指導作用，是中國從人治向法治過渡過程中的一種現實的生活方式。從80年代初新中國刑法典剛剛頒布兩年，就有了“嚴打”刑事政策提出，以及現在出于和諧社會建設的需要，而要施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社會實踐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在我國的法律實踐中，刑事政策成為司法、立法的指導思想，具有全局性和權威性。還有，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政策、刑事政策之類的概念比比皆是，歷史悠久，根深蒂固。因而，在實踐和文化兩個方面決定了中國有中國式的刑事政策概念，實在不足為奇。
然而，如果要把學術研究科學化，我們就不能不探討和了解作為刑事政策概念的原義。中國可以有中國的刑事政策，但是，我們不能對原產地刑事政策視而不見，更不能用中國刑事政策概念代替或否定原產地刑事政策，否則就會造成混亂，抹殺了這個概念的科學性和實踐功能。我們的結論是：對于熱點的刑事政策，中國式的研究可以照常進行，指出它的原義也應當必不可缺。
我們所說的刑事政策應當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的刑事政策，應當是建立在犯罪學對犯罪現象的科學認識基礎之上的預防犯罪的策略和方法，其著眼于預防，不唯刑罰，強調以科學的態度以及法治和人道主義的態度來有效地處理和預防犯罪。刑事政策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概念，實質上它代表的是一種觀念，一種價值取向。
2005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第一次獨立地提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并把“嚴打”方針置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下，明確提出“寬嚴相濟”是我們維護社會治安、依法懲治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要求：“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積極推行社區矯正�！�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在“嚴打”的背景下提出的，特別是在和諧社會理論背景下出臺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部分，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客觀要求，其制定目的或價值取向在于構建社會和諧。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行使檢察權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構建社會和諧，因此其運行模式也就會體現出新變化。
對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研究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因為任何一項理論的研究都是為了指導實踐。蘇州市檢察機關在陳劍虹檢察長的帶領下，結合檢察工作實際，對在檢察工作中如何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和積極探索，積累了有益的經驗。他們與蘇州大學法學院合作，組成了以陳劍虹檢察長為組長的課題組，全市檢察機關共同參與，并發揮高校優勢，就《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檢察工作中的運用》展開了深入地研究。2007年6月，蘇州市檢察院會同蘇州大學法學院舉行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檢察工作中的運用”研討會，對系列論文進行了交流。我和西南政法大學陳忠林教授等專家學者有幸應邀參加了會議，聽取了論文交流，真切感受到蘇州市檢察機關深厚的文化積淀和學術鉆研精神。蘇州市檢察機關致力于課題的實踐研究，多視角探索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檢察工作中的運用，展示了較高水準的研究成果，為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經驗�！秾拠老酀淌抡咴跈z察工作中的運用》的出版便是這些研究成果和實踐探索的體現。
研究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論和在檢察工作中的運用問題，探索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檢察工作中的運用方法，建立相應的工作機制，意義重大。這本理論文集既有理論高度的深入思考，又有實踐的具體回應，強調課題研究的實用價值，注重成果轉化，使論文集具有鮮明的特色。
特色之一是體系嚴謹，結構具有合理性。論文集包含基礎理論和檢察實務兩個部分，從基礎理論部分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歷史淵源、域外借鑒、基本內涵、社會基礎、價值功能分析，到檢察實務部分的檢察機關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功能定位、運用路徑等實踐問題的探討，理論與實踐緊密聯系，前后照應，在整體結構上顯得較為完整、緊密。
特色之二是綜合性強，內容具有豐富性。全書能夠突破學科限制，做到實體法與程序法兼顧，法律與社會政策并舉，做到了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既有學者從理論角度進行的深入思考，也有來自檢察一線的資料翔實的調研報告，特別是對實踐問題進行了深刻的總結和反思，為進一步研究和全面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比如恢復性司法、外來人15犯罪、量刑建議、流程提速、青少年心理矯正、女子檢控隊伍、不起訴問題研究等，都在這方面有充分的體現。
特色之三是方法科學，成果具有創新性。在注重基礎理論研究，緊跟理論研究前沿，確保理論探索深度的同時，檢察機關的論文作者不盲目附和某些學術觀點，而是通過具體深入的實證研究分析，客觀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做到學術思想和檢察特色的結合。他們結合實際，克服困難，在改革中創新，把經驗上升到理論，在不違背法律的前提下，進行制度創新的探索，如“案件分類、流程提速”的做法，為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本，有利于司法資源的分配。刑事和解、“流程提速”等具有很高的立法價值。蘇州市檢察機關注重研究成果的轉化的做法，確實難能可貴。法律作為制度，是國家要實踐的東西。因此，法
律制度應當符合中國的國情。在這方面，司法實踐部門的人員有充分的發言權。司法機關的人員，尤其是基層的人員，應當積極地、自信地參與國家立法活動，要有自己的觀點，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切從實際出發，不受框框束縛，不迷信于所謂權威。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和行動的指南�？茖W的理論來源于實踐又能夠有效地指導實踐。檢察理論只有立足于檢察實踐，服務于檢察實踐，才會有生命力和存在價值。而檢察工作實踐只有在理論的指導下，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績。蘇州市人民檢察院陳劍虹檢察長主編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檢察工作中的運用》表明：蘇州市檢察機關重視理論研究，他們的干警具有寬闊的視野、良好的理論素養，能夠按照現代法治的要求，從理論高度深入思考檢察工作的重大問題和各項具體的檢察工作，為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深入貫徹和檢察工作機制的變革提供依據，為刑事司法向民主化、科學化、現代化方向邁進作出了積極的努力，為促進我國檢察制度的改革和社會和諧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是為序。
王 牧
2007年8月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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