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弁言
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被認為(也常常被譽為)是漸進式的改革。這種漸進式改革，比較諸如“休克療法”一類社會變革模式，社會震蕩小，改革阻力也小，更具有經驗理性特征，“摸著石頭過河”，可以試錯方式探索改革路徑。不過，漸進式改革運用不當，也可能延遲改革進程，錯失改革時機，甚至為既得利益者所用，結果則是制度脫節，問題累積，矛盾激化，社會陷于分裂。漸進式改革之利固然顯見，其弊也并非不見端倪。近年來，政經改革不能協調共進，既得利益集團坐大之勢日見明顯，社會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關于改革方向甚而改革正當性的論爭也甚囂塵上。值此之際，對于改革方向和路徑的認真思考尤顯必要。
最近，本刊主編吳敬璉教授在諸多場合向大家推薦林達《西班牙旅行筆記》一書，認為書中所論西班牙內戰及后來的民主化過程，再現了現代國家建設與社會轉型過程中一段深刻經驗，值得當下中國知識界省思再三。為此，本刊特別約請吳敬璉教授以及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北京大學教授姚洋，以筆談形式就這一主題展開討論，以期引起知識界對此問題的更多關注。
在吳教授看來，造成上世紀三十年代西班牙內戰及其專制主義惡果的極端主義，是一個社會民主化過程中的大敵。無論左派、右派，一旦受到極端主義支配，就只能帶來專制統治和對基本人權的漠視和踐踏。要成就一個健全的社會，必須依靠理性，通過對話、協商和妥協，尋求和解，建立共識。在此過程中，中產階級扮演重要角色。關于極端主義思想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以及中產階級在當今中國的境遇等問題，吳教授在不同場合屢屢言及，不勝憂慮。這固然是吳教授向所關注的問題，而近年來局勢的演變，顯然令此種憂慮更形嚴重。關于這一點，本刊2004年創刊號刊出的吳教授的評論文章“超越‘左’與‘右’：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可資參照。
秦暉進一步指出，西班牙式的悲劇并非孤立個案，無論歐洲、南美、亞洲還是非洲，社會轉型之際，國家都可能陷入在寡頭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左右搖擺、動蕩不已的局面。而在他看來，這一時期民粹主義的問題尤為嚴重。為此，他辨析了民粹主義與平民立場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差異，尤其是它們在“群己權界”問題上的根本不同，并討論了避免陷入上述困局的可能和條件。
與前兩位論者不同，姚洋更多強調社會轉型過程中某些遲滯、游移、反復乃至于動蕩的難以避免，以及造成這種局面的深刻的歷史和社會心理根源。這樣一種視角同樣有助于人們思考中國社會未來發展路向的問題。
中國的改革開放以思想解放為前導，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創新”這一概念出現頻率日增，甚而被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然而，究竟什么是創新，創新的意義何在，如何實現創新，其條件為何?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探討。數月前，我們約請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的顧淑林教授就如何建設創新型國家這一主題作專題報告，并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和官員就此展開討論。本輯主題“發展與創新”的第一篇文字就記錄了那次報告和討論的主要內容。
顧教授由“全球價值鏈”和不完全競爭的全球市場理論開始，指出一些發展中國家正經歷著越出口越貧窮的“悲慘式增長”，而要避免落人這樣的陷阱，就必須走以自主創新為基礎的發展道路。她接著分析了創新的不同類型，并通過引述一些出現于改革過程中的實例，討論了自主創新的機會和條件，尤其是在中國社會既有條件下自主創新的可能性。最后她討論了創新系統中的產學研關系，指出要幫助企業實現自主創新目標，必須有好的創新系統和適當的創新政策，而這將涉及社會制度、組織與個人行為的諸多方面。報告中涉及的問題，在討論中有進一步的展開。
接下來的兩篇文章涉及創新問題的不同方面。第一篇文章集中于高等教育與學習、創新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文章作者系歐人，文中經驗材料也主要取自歐洲國家，但其著重點卻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欠發達國家”。作者提出了有別于“知識經濟”的“學習經濟”概念，強調當前最重要的變化趨勢不是在經濟活動中使用更多的知識，而是知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地老化。學習經濟對組織、企業和個人的學習與創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也因此要求高等教育(包括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的改革，使之更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進一步說，高等教育應該成為整個社會創新機制的一部分，并與本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緊密聯系。由此反觀中國高等教育現狀及其與市場、企業、科學研究和經濟發展的關系，人們應能獲得一種新的認識。
建立創新機制，制度的作用至關重要，而建立有益于創新的制度環境本身也面對創新挑戰。周漢華博士撰寫的關于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條例專家建議稿若干問題的說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這樣的個案。國家高新區自上世紀80年代建立至今，業已面臨創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而適時制訂相關的法律規范，就是為了建立更好的制度環境，通過政府體制改革和更合理的制度安排來促進企業的自主創新。文章指出了相關立法不足的現狀，介紹了該條例的指導原則和主要特點，并分八個方面說明了條例想解決的主要問題。作者清楚地意識到，條例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創新的嘗試，這使得該文具有明顯的探索性和開放性。
立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法治事業中，立法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如欲實現立法的目的，還須有守法的激勵和執法的效力相配合。劉本博士以云南滇池污染治理為案例，對中國現階段立法、守法、執法的情形以及造成此種情形的主要因素進行了考察。該文有實證基礎，有理論觀照，有比較視野，有社會科學方法，其分析與結論讀來饒有趣味。
接下來的兩篇文章都與農村問題有關。國魯來的文章由產權制度人手，對農民集體土地問題加以討論，其中既有法學視角，又有經濟學的分析。張玉林的文章由統計數字和三個“群體性事件”開始，分析了中國農村環境惡化與沖突加劇的動力機制。在作者看來，這種動力機制最核心的問題是他所謂的“政經一體化”，即在追求發展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的地方政府同企業之間牢固的政商同盟。這兩篇文章關注和討論的問題不同，分析方法和風格更具差異，但若仔細尋繹，認真分析，造成這些問題的深層原因并非不相關聯。
加入WTO是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日益融入國際經濟秩序的一個重要標志。不過，從更技術化的層面上講，國際貿易機構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貢獻并非不爭的事實。Paul的文章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他的基本看法是，包括WTO在內的國際貿易機構與經濟效率具有內在矛盾，它們可能損害經濟效率，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導致負增長。而且，就國際貿易機構確曾促進了經濟增長而言，它們也往往是加劇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斷增長的財富差距。作者的這一看法與前面顧淑林教授所說“悲慘式增長”的說法相呼應。不過，作者并未一般地反對國際貿易機構，更不主張貿易保護主義。他認為，盡管其促進經濟的功能十分可疑，但在通過爭端解決持續減少沖突、加強合作、協調貿易政策和促進各國國內穩定方面，WTO一類國際貿易機構的功用是顯著的和不可替代的。
本輯評論文章講述了二十世紀猶太民族的創傷記憶，尤其是這段記憶被構建過程中公共傳媒的作用，以及它與公民運動的關系。盡管這個故事發生在另一個民族身上，這段記憶也浮現于另一個時空，我們對之不應該感到太陌生，因為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們原來分享著同樣的人性的弱點，面對同樣的道德哲學的困境，具有同樣的尋求自我認同的心理需求。其實，最近一百年來，中國人面對的最大問題一直是：我們是誰?我們能夠是誰?這問題與中國人的創傷記憶有著深刻聯系。然而，我們經受的創傷雖然深重，我們對創傷的記憶卻幾近喪失。這不僅意味著背叛，而且意味著自我的迷失與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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