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過建構一套嚴密的刑事司法體制來治理腐敗，這是當前反腐倡廉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锟频男伦鳌缎躺洗蠓颍褐卫砀瘮∨c刑事司法制度的演進》一書，在一定程度上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了某種思路，值得一讀。
腐敗的治理涉及預防與懲治這兩個方面：前者是治本，后者是治標。在我國當前腐敗現象極為嚴重的情況下，對于腐敗的治理來說，應當是標本兼治，這已經成為共識。治理腐敗主要依靠什么?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過去是不甚了然的�，F在，制度反腐敗的思路已經基本形成，我也是深以為然的。當然，我還應當進一步地強調法治反腐敗。法治反腐敗的命題，意味著在腐敗的預防和整治中都必須依靠法治。以腐敗的預防而言，腐敗之所以猖獗和我們當前權力的行使沒有納入法治軌道相關。某些人、某些機構的權力過于集中、過于壟斷、不受制約，在法律上沒有限制。在這種情況下，權力之被濫用、被腐蝕乃勢所必然。因此，只有對權力進行分解，使不同的權力部門互相之間形成牽制，使權力的行使在法律上有明確的依據與限制，才能從源頭上杜絕腐敗。以腐敗的懲治而言，也同樣離不開法治，這里的法治主要是指刑事法治，包括刑事實體法與刑事程序法。懲治腐敗也必須嚴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使腐敗犯罪受到法律的 應有懲罰。由此可見，法治反腐敗應當成為我國治理腐敗的基本 思路。
匡科在本書中，主要從刑事司法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建構的視角，為腐敗法治的制度化與法律化提供了學理上的資源，對于治理腐敗犯罪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本書以“刑上大夫”為題，是別有深意的。中國從春秋時起就有“刑不上大夫”的古訓，這被認為是官吏的一種特權。當然，對于“刑不上大夫”的含義本身還是存在爭議的，究竟是指不受刑罰懲處還是指不按普通刑事訴訟程序治罪，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匡科認為，“刑不上大夫”是大夫犯罪不受刑之意，也有不經獄訟之意，似乎是同意上述兩者兼有之意。當然，在一般公眾的 觀念上，更多地把“刑不上大夫”理解為大夫犯罪不受刑之意�？紤]到我國古代刑法中存在“官當”等制度，以上理解似乎有理。但從我國古代刑法史來看，嚴刑苛罰不僅是針對老百姓施行的，對于官吏也同樣適用。在某些朝代，例如朱元璋之明初，對于官吏貪瀆實行“剝 皮實草”等懲治手段，其對貪官殘酷不在對民眾殘酷之下。由此可見，“刑不上大夫”可能更側重于刑事程序化方面，也就是對大夫犯罪與普通民眾犯罪在刑事程序的設置上是有所不同的�，F代法治原則的基本要義之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里的法律既指實體法也指程序法。因此，“刑不上大夫”與現代法治原則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匡科反其義，以“刑上大夫”為題，我認為是符合刑事法治精神的。正如匡科所言，本書以治理腐敗為題，討論的是如何“刑上大夫”的問題，即用刑事司法手段、偵查、起訴并審判涉 嫌犯罪官員的制度或程序。刑上大夫，對于腐敗犯罪在刑事司法方面應當充分關注其特殊性，以便建立起具有效率的對腐敗犯罪的刑事司法制度，這是本書的主題。當然，在追求反腐的有效性和在維護公民權利與自由之間如何取得某種平衡，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锟埔睬宄卣J識到，我們不可能以犧牲公民的人身權利為代價來反腐敗，對此我是極為贊同的。例如“雙規”，對于破獲腐敗犯罪案件是極為有效的，但“雙規”涉及對相關人員的人身自由之限制乃至于剝奪，是否應當作為刑事強制措施經過法定程序由法定機構來決定適用，因而使之在刑事訴訟法上獲得正當授權而合法化?這個問題就是值得研究的。此外，紀檢部門與作為腐敗犯罪案件的法定偵查機關檢察院反貪局，在反腐的職能上如何區分、在反腐的程序上如何銜接，這里涉及反腐的權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也需要加以深入探討。
本書的副標題是“治理腐敗與刑事司法制度的演進”，因而帶有某種歷史的視角，這也是本書的特色之一。在本書中，歷史敘述占有相當的篇幅，古今中外的反腐刑事司法制度都有所涉獵，具有某種大視野，為我們觀察與思考我國當前反腐刑事司法提供了借鑒，開闊了視界。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匡科在本書中秉持的“以通俗的文字，敘述專業的問題”這樣一種寫作態度，使本書更具有可讀性，其專業內容也更容易為讀者所理解、所掌握。因此，本書不同于一般的學術著作，而是帶有學術普及性的作品，其讀者范圍將更為廣泛。
匡科在本書導論中自敘：“記得1990年讀碩士時，導師伍柳村教授要求，學習刑法，從讀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起；學習民法，從讀羅馬法起�！边@段話使我回憶起與匡科的相識，我是在1992年春認識匡科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時匡科在讀碩士二年級。當時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任教，受時任四川大學法學院院長的趙秉壽教授的邀請，為匡科這一年級的刑法專業碩士生講授外國刑法的課程，前后大約兩周時間。在上課時，匡科的學習成績出眾，引起我的關注。在川大上課期間，我還拜會了匡科提及的伍柳村教授，當時伍老已經近屆80，雖已離休在家，仍然思維活躍。我回到北京以后的第二年匡科碩士畢業，給我寄來其碩士論文“行政刑法研究——比較與立論”，這是一篇相當優秀的碩士論文，我一直保留著。直到1997年我主編《刑事法評論》，將匡科近5萬字的碩士論文全文刊載在第1卷，我認為這是我國行政刑法領域的開拓之作。1993年我又回川大法學院為下個年級的碩士生開過同一門課，當時還見過匡科，此后就一直沒有再次見面。在1997年為刊登匡科的論文，與其聯系過，獲知他到四川省工商局工作。當時還為匡科放棄刑法研究而感到惋惜。此后一直就沒有匡科的消息，直到這次約我為其新作寫序，才獲知他已于2003年調到四川省紀委工作。從本書的作者簡介中得知匡科已經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并擔任中共四川省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副主任。對于匡科的進步，我深感高興。正是在紀委任職之余，匡科重拾學術興趣，完成了這本與其本職工作相關的著作。在本書的前言中匡科自道：“思考不必有答案，思考本身就是答案。我思故我在，良知在希望在。保持思考的能力，以免在庸碌的重復中淪落為工具；保留話語的權利，以免在徐庶般的際遇中蛻變為寒蟬�！彼伎�，基于良知的思考，這是對于一個人的嚴格要求�？锟谱龅搅耍弘y能可貴。
是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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