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34810
- 書名:法律是一種生活藝術(法苑隨筆叢書)
- 作者:郝鐵川
- 出版社:法律
- 出版時間:2003年1月
- 入庫時間:2008-6-30
- 定價:15
圖書內容簡介
本書為“法苑隨筆叢書”之一,講述了有關法律各個方面的知識。精選的文章包括:《封建中央集權制有利于國家統一嗎》,《“孝”與當代法治的對立及轉化》,《“民告官”不等于民告官員》,《直覺思維與冤假錯案》,《經營者就由市場選擇》,《中國憲政的基礎是什么》等近80篇。
圖書目錄
封建中央集權制有利于國家統一嗎?
“孝”與當代法治的對立及轉化
“民告官”不等于民告官員
直覺思維與冤假錯案
經營者應由市場選擇
思想自由 行為守法
中國憲政的基礎是什么
“懺悔熱”與泛道德主義
從習慣用語看國人私權觀念的匱乏
可持續發展與法治第三次革命
說假話的根子
溫飽與減肥
中國的人口素質與法治
中國民主法治的道路
蘇東法制沉思錄(一)
蘇東法制沉思錄(二)
蘇東法制沉思錄(三)
蘇東法制沉思錄(四)
寫在“依法治國”載入憲法之際
法律與政治
法治成本與人治成本
人權外交與政治訛詐
富貴分離與現代法治
法官的個性:孤獨化、魅力化、貴族化
“惡人治村”現象的思考
“周廣立現象”的思考
法治功能的二重性
政府職能與依法行政
法律霸權主義與法律民粹主義
為創新提供法治環境
法盲與法奴
“以人為本”與“以人權為本”
女大學生該不該輟學嫁英雄
“理性”與法治
創新才有出路
非理性對現代法治的破壞
民主的邊界是法治
相對穩定促動現代法治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千年古訓新解
法律與藝術的差異思維
“反腐倡廉”與“反腐督廉”
中國法治的時間表
東亞“強人政治”的法律思考
關于以德治國的思考
“富而為官”的三個思考
“嚴打”與刑罰的“世輕世重”
法律要符合平常人的良心
文化侵略與反侵略
專項監督“一把手”
什么“至上”
遲到的正義為非正義
認真地對待少數人的權利
任命制: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根源
相馬和賽馬
法治理論創新呼喚規則
國人為何不能在免稅店購物
刑訊逼供現象的癥結
違法立法不是司法改革
權利意識與義務意識
當了書記丟了飯碗
依法治國要防止兩種傾向
用人單位能以血型作為用人的依據嗎?
WTO與法律觀念變革
有感于楊百萬給妻子發工資
別居制:限制濫用離婚權的舉措
法律與感情之間
牢記“基本權利”
尊重公民的安寧權
法律的無奈
移民社會與法治
打官司就是打證據
從慕綏新案看依法治國的重點
以法治官德
解開村民自治的一個“結”
誠信的實質是尊重別人的權利
民主是個連環套
官場套話的背后
道德良心也值錢
誰來監督監督者
一草一木總關情(后記) 我的學術生涯,迄今有三變,一是由史學研究領域進入一法學領域研究,二是從法史研究領域進入法理研究領域,三是從學者轉變為一個管理社會科學研究公共事務的官員。此三變對我的學術研究都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從史學研究領域進入法學研究領域之后,長期的史學思維訓練使我注意把法學的邏輯思維與史學的歷史主義思維相結合。我所認識到的歷史主義思維,主要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實證精神,“拿出你的證據”是史學研究的起點,盡可能詳細地占有資料是對史家的基本要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或許是史學研究主體、客體互動的一種常態。二是注重把握研究對象的歷史條件、社會背景,或者說,把研究對象置于古今中外的十字交叉點上來進行考察。法學研究,或者說20世紀80年代的法學研究給我的印象是擅長于邏輯分析,注重“人類公理”(超越具體時空)的假設,如《世界人權宣言》所說:人生而平等,這是一個毋需證明的人類公理,如果你反對這一公理,請拿出你的證據來。按照史學思維,任何命題都需證成,不存在毋需證明的公理。
上述歷史主義的思維方式在我的法學研究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僅舉兩例。一是我發表的法學論文中有大量的史實作依據,如《權利實現的差序格局》(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一文基本上立足于中外權利實現的歷史考察,論證了權利實現的一般規律:權利主體逐步擴大,權利種類逐步實現,此即權利實現的差序格局。二是從社會的角度看法律。篤信不是社會以法律為基礎,而是法律以社會為基礎。因此,在拙著《中華法系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中,指出古代社會法律的制定者、執行者和民眾的價值觀念是不統一的,即:法典的法家化、法官的儒家化和民眾法律意識的鬼神化。另在《論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依法治國》(發表于《中國法學》2000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當前中國的依法治國是初級階段,而不是中級、高級階段的依法治國;貧窮無法治、亂世無法治、愚昧無法治。顯然,這些研究都是從社會接受的角度來看法治的。
從法史學轉人到法理學領域,由于史學、法史學的研究經歷,我很快接受了法律社會學的方法,把法史學研究中習用的從社會歷史背景考察法律的視角,轉移到了對當代社會各個階層、利益群體的法律信仰和法律行為的思考。承蒙《檢察日報》和《新民晚報》的信任,我在這兩家報紙開設了專欄,幾乎是每周一篇(字數約為1600),迄今已持續兩年。這些短文往往擇取現實生活中的一件具有普遍性的小事,進行法理學視角的透視。使我頗感意外的是,這些論文不僅使我走向了大眾,成為專欄式的公眾人物,而且還得到了高銘暄、郭道輝、劉瀚、儲槐植等前輩的嘉許,有些篇章還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肖揚院長的贊許,這使我對學術知識是公共產品的含義有了進一步的體會。專欄文章已冠名《法治隨想錄》、《法律是一種生活藝術》結集出版 (前者由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出版,后者由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
由學者轉變為官員,使我的學術研究有了角色的變化!胺垂儆H民”是中外知識分子的一個共性,當然,我這里所說的“反”,是指體制內、統治秩序內的批評,而不是暴力行動。歷史是一種合力運行,對現行的政治統治秩序,一些人去作合理性辯護和維系,一些人去在憲法的范圍內進行批評,推進它的完善,這都是社會前進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學者的研究往往具有理想性,批判性(即李大釗所說的“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可幾乎所有國家的公務員法都規定了政府官員不得公開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更不得從事損害政府利益的行為。因此,我必須完成從學院學者向政府官員的角色轉換。這種轉換主要包括兩方面: 一是由批評者轉換為被批評者。在學院從事教學和研究期間,我是一個批評色彩很強的學者,這從我任《法學》雜志總編時,把《法學》辦刊風格定位于“短、平、快,麻、辣、燙”一事可見一斑,還可從我的一篇短文“ 思想自由,行為守法”看出我當時的心態。但當我成為政府官員之后,我不再是一個批評者,而是一個接受公眾批評的對象。當我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時,不少同仁不再把我視為一個學者,而作為一個官員進行批評。好在對此我有充分的心理準備,能夠處變不驚,榮辱兩忘。
二是由社會的代言人轉變為政府的代言人。學者一向是以社會良心的體現者自期的、自許的,當我成為政府官員之后,我的職責應為:把政府的主張轉換為學術界的話語,與學者們進行平等對話、溝通,盡力使政府的主張能得到更多的人認同。環顧中國,當今意識形態部門的官員以一個學者的身份參與各種學術會議,并公開以學術語言闡釋執政黨的主張,并不多見。我的意圖是:執政黨的官員并非有人誣稱的那樣,盡是不學無術之徒,盡是以權勢壓人而不能進行溝通之人。隨著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演進,哈貝馬斯所講的公共領域的溝通、對話應該成為所有官員的共識。
從學者轉變為官員,既有主觀原因,亦有客觀原因。從主觀上來說,我出身于在舊中國受盡欺凌、新中國揚眉吐氣的家庭,盡管一系列“左”的政治運動曾傷害了我的父親、母親、祖母等,但他(她)們始終不忘中國共產黨的救命之恩,教育我忠誠黨的事業,這種樸素的感情已進入我的骨髓血液,成為決定我的政治選擇的深層原因。從我的個人經歷來說,我的政治選擇取決于兩件事,一是“文革”,走過這段路程,我覺得“左”的那一套再也不能搞了,“再也不能那樣活,再也不能那樣過”。二是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它使我覺得全盤西化那一套絕對不能使中國強大。欽佩鄧小平理論既使中國走出了“左”的陰霾,又避免了右的動蕩。正是經歷了“左 ”、右碰撞,我服膺了鄧小平理論。
從學者轉變為官員的客觀原因,是中國民主政治的驅動。雖然中國20世紀90年代還沒有做到普遍的民選官員,但當時的民主推薦已形成制度。1992 年根據在華東政法學院副教授和處級以上干部民主推薦的結果,我被黨委確定為院級后備干部,從1992年到1999年幾乎每年都要搞一次民主推薦,令我銘記終生的是,華東政法學院的大多數教師和干部每一次都沒忘記我,同樣令我銘記終生的是,從1992年開始的華東政法學院學生自發進行的兩年一度的“我心目中最優秀的老師”評選活動,每次都讓我榜上有名,并名列第一或第二。他們整整支持了我八年,直至1999年年底我被任命為華東政法學院副院長。到了這個崗位,在全市范圍內流動就很正常了。
由學者轉變為官員,使我具有一個優勢,就是我既可以和主流知識分子成為朋友,又可以和非主流知識分子坦誠相見,最大限度地把大家聯絡在一起,殊途同歸,異曲同工,為了民族的振興、祖國的富強,多方探索,其樂融融。
從學者轉變為官員,是否意味著我的學術生命的終結呢?否!作為一個官員能否做學問,關鍵在于你做官的理念和成就感是什么。古往今來。立德、立功、立言集于一身的并不少見。在官員崗位上做學問,可以克服普通學者獲得信息不對稱的缺陷,可以更好地了解社會現實,減少空談。同時,由于我分管的是社會科學研究方面的公共事務,這就使我能夠經常和各個學科的學者進行交流,吸納各個學科最新的研究成果。
中國要建設學習型國家,上海要建設學習型城市,我們作為21世紀的官員自然要成為學習型官員,因此我愿在公余之暇繼續進行學術研究,我不諱言這種研究帶有鮮明的政府立場,但2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告訴我,執政黨和政府堅持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站在政府立場進行學術研究,不會損害研究成果的人民性、科學性。
我的學術生涯雖有上述三變,但惟一不變的是,我永遠懷著平常心,熱愛家庭,熱愛朋友,熱愛學生。每當我結束一天的工作,驅車回家時,望著車窗外的布衣人流,我總是情不自禁地捫心自問:今天我所做的一切對得起他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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